晚期肠癌多处转移，四次介入让我重获新生

我叫赵国栋，今年58岁，家住在四川一个小县城。说起来，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，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扛。年轻时在生产队挣工分，两百斤的麻袋扛起来就走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。后来进了县里的农机站当修理工，趴车底、拆发动机，油污里滚了大半辈子，一身的机油味洗都洗不掉。退休以后也没闲着，买了辆二手小货车给人拉货送货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街坊邻居都喊我“赵铁人”。我一直觉得，我这副身板是铁打的，累不垮。

可从去年冬天开始，这副铁打的身板开始不听使唤了。

先是右边肋骨底下隐隐地疼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顶着。吃饭没胃口，一碗饭扒拉几口就放下了，人眼见着往下瘦。儿子问我是不是不舒服，我说没事，大老爷们哪有那么娇气。可到了年底，疼得越来越厉害，晚上躺下去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额头直冒冷汗。儿子急了，硬把我拽去了当地肿瘤内科。

增强CT和肠镜做完，医生把儿子单独叫了进去。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，看着诊室那扇紧闭的门，心里忽然很慌。儿子出来的时候，眼睛是红的，鼻尖也是红的，他努力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爸，没什么大事，医生说再查查。”可我养了他三十年，他撒谎的样子我一眼就能看穿。

报告单上写着：结肠癌，肝脏多发转移，双肺多发转移，腹腔淋巴结肿大。

结肠癌，肝转移，肺转移。我一个一个词看过去，像被人按在水里，喘不上气。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了，没有手术机会，只能做放化疗。我坐在那儿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：孙子才上幼儿园，我还想看着他长大呢。

接下来的放化疗，比我这一辈子挨过的所有累加起来都难熬。化疗药一输进去，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——吃什么吐什么，连喝口水都要反胃半天。头发一把一把掉，枕头上、衣服上到处都是，我索性剃了个光头。白细胞跌到几乎测不出来，抵抗力差到一阵穿堂风都能把我吹感冒。放疗做到后面，肚皮上的皮肤烧得通红蜕皮，疼得衣服都不敢挨。可最让我崩溃的是，受了这么多罪，复查结果却让人心凉——病灶纹丝不动，肿瘤标志物还是高高在上。医生说，效果不敏感，而且我的身体指标已经差到没法继续化疗了。

那段时间，我躺在家里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从天亮看到天黑。儿子嘴上不说，背着我偷偷哭了好几回。有一回半夜，我迷迷糊糊醒过来，听见他在阳台上压着嗓子打电话：“我爸要是没了，我怎么办……”我咬着被角，没让自己出声，眼泪却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。我赵国栋这辈子没服过软，可那段时间，我真的觉得天塌下来了。

转机出现在今年春天。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成都有一家寰亚医院，专门做肿瘤微创介入治疗，汇聚了一批全国顶尖的介入专家，很多在别的医院被判了“没法治”的晚期患者，都在那里找到了出路。他说，那里的廖正银教授、张金山教授他们，用的是一种不用开刀的办法，从大腿根部伸一根很细的导管进去，顺着血管找到肿瘤的供血动脉，把药精准灌进去，再把血管堵上，叫“动脉介入治疗”。

“爸，这个不用开刀，对身体伤害小得多。”儿子把手机举到我面前，“你看，好多跟你一样多处转移的，做了几次肿瘤就缩了。”

我盯着屏幕上那些案例看了很久，心里那盏快灭的灯，好像又被人添了一点油。

图示为患者刚确诊时与接受全部治疗后MRI对比，可见肿瘤病灶基本消失不见

到了寰亚医院那天，廖正银教授仔仔细细看了我从老家带来的所有片子和化验单，又安排做了更详细的检查。他把多学科的专家聚到一起，专门为我的情况开了MDT讨论会。会后，廖教授拿着一张图跟我耐心地讲：“赵师傅，您的病情确实复杂，肝脏和肺上都有转移灶。但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些病灶的血供来源，发现它们是可以通过动脉介入来精准打击的。我们分四次来操作，每一次针对不同的目标区域，像拔钉子一样，一颗一颗把它清理掉。药直接灌到肿瘤里，浓度是全身化疗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，但对全身的影响小得多——这就是您之前化疗扛不住，但这个方法能做下去的原因。”

“四次？我能挺得住吗？”我有点犹豫。

“您看您之前化疗的反应那么重，是因为药走全身。现在我们把药直接送到病灶门口，您受的罪要小得多。”廖教授说，“您放心，每一步我们都陪着您走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既然有路，就走下去。我这辈子修了几千台机器，这台叫“身体”的老机器，也该好好修一修了。

第一次介入治疗，我是被儿子扶着走进介入室的。心里紧张是有的，但廖教授和他的团队让我很安心。他们一边操作一边轻声跟我沟通，告诉我管子到哪儿了、开始灌药了、这一步做完了，声音稳稳当当的。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，大腿根部贴了块纱布就被推回了病房。除了当天晚上有一点点低烧和轻微恶心，其他什么不舒服都没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居然能自己坐起来喝了一碗稀饭，这在化疗期间是根本不敢想的事。

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一次比一次踏实。每做完一次，我的身体状况就肉眼可见地好一点。原来右上腹那块顶着的胀痛，慢慢消了；胃口一点点回来了，从只能喝稀饭，到能就着小菜吃下半碗米饭；体重也从最低谷的七十来斤慢慢往回涨。最让我惊喜的是，有一天照镜子，我发现脸上居然有了血色——那种正常的、健康的红润，久违了。

图示为患者刚确诊时与接受全部治疗后CT对比，可见肿瘤病灶基本消失不见

四次治疗全部结束后，廖教授把我的术前术后CT片子一起挂在灯箱上。他指着屏幕跟我说：“赵师傅，您看，肝脏上这几个转移灶，原来最大的有三公分，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；肺上的结节也缩小了百分之八十以上，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了。肿瘤标志物从术前的几百降到了正常范围。”

我盯着那两排黑白影像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。不是因为难受——是高兴，是庆幸，是感激。半年多来，我第一次觉得，那个叫“晚期”的宣判，不是终点。

现在我在家休养，每天早起去公园走两圈，跟老街坊们下下棋、吹吹牛，回来逗孙子玩。小家伙扑到我怀里喊“爷爷爷爷”的时候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儿子说我变了个人，不是之前那个憔悴绝望的老头子了，又变回原来那个爱说爱笑、嗓门洪亮的爸爸了。

前些天去菜市场买菜，碰到一个以前农机站的老同事，他惊讶地说：“国栋，你气色咋这么好？之前不是说你……”话没说完就打住了。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修好了。找对了地方，找对了师傅。”

回想这一路，从被宣判晚期到如今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中间流过多少泪、熬过多少夜，只有自己清楚。我以前在农机站修车，知道发动机拉缸了、变速箱打齿了，只要找对修法，换上对的零件，还能重新轰隆隆地转起来。人也是一样。我赵国栋这台老发动机，差点就报废在路上了，是寰亚医院、是廖教授他们，帮我把最要命的那个故障排除了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得好好过，才对得起这次“大修”的运气。